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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博物馆藏清方薰《岁朝百事如意图》，绢本、设色。修复前，画心残损、绢丝断裂，并遭到虫蛀，经过除尘、清洗、揭托、全色、砑装等一系列修复过程，这幅佳作 终重现原貌。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商代有召方，应当是虞舜的后裔。召、兆古音同，例如：鞀字从召声，其或体作鞉，从兆声。《说文》云："姚，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帝俊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郭璞注："姚，舜姓。"虞舜后裔与夏人关系密切，《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后相之子少康受到过国攻击，逃奔虞国，虞国国君将两个女儿嫁与少康，杜预注云："姚，虞姓。"文献中有关虞国与姚墟的地望，众说不一。《孟子·离娄下》说舜是东夷之人，其乐名韶，流行于齐地。据卜辞记载，召方力量强盛，曾进犯商王朝的核心地区，商朝百为此向先王祈祷。为了消除召方的威胁，商王曾亲自率出征，行途中不断占卜，留下了多条卜辞。商王征讨召方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召方来见商王，表示臣服。周武王灭商后，封虞舜后裔于太昊之墟，即文献中的陈国。北周武帝孝陵于1994年发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金属器，其中有很多表面带有贴金或鎏金装饰，反映了这一时期金属工艺的特点。本文对孝陵出土的2件金器、14件鎏金铜器进行了初步的科学分析研究，为揭示北周时期金属技术的发展，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磨山遗址第1地点出土石制品近4件，原料以石英、砂岩与石英岩为主，另有少量细砂岩与变质砂岩，类别有石料、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屑及使用砾石，成形石器相对较少。第1地点遗存的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磨山遗址是广东省目前确认的年代 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15年7~1月，辽上京考古队发掘了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现宫城墙、夯土台基、慢道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辽代及其以后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宫城东门是一座"分心槽"布局的殿堂式城门，与其他过洞式城门不同，是研究辽代建筑技术、辽代都城城门制度、辽代都城的朝向布局等方面的重要。13年，临淄区文物局在尧王村西南发掘了两座东西并列的甲字形土坑木椁积石墓。椁室四周的生土二层台上各有两座陪葬墓和一座器物坑。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水晶玛瑙器、蚌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组合，推测这两座墓为夫并穴合葬墓，年代属于战国早期晚段，墓主为齐国大夫 区的北区墓地中既有周人 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在利用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西汉帝陵基本都有寝与相关建筑。寝与相关建筑在西汉帝陵陵园中的位置既有相同也有差异，体现出作为陵墓祭祀性礼仪建筑在墓外设施中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反映出相应的制度、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杜陵帝后陵的寝类建筑居南有其内在原因，而阳陵的此类设施可能位于陵墓北侧。寝与相关建筑的内容和组成元素丰富多样，又有相关机构和管理人员，服务于陵墓的祭祀礼仪活动。寝园的设置可能始于景帝阳陵，基本是由一组、两组或多组建筑组的综合性陵墓祭祀设施，其后又有发展与变化，院墙或有或无，但均以寝殿为中心，并对后世影响较大。可以说，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在封建陵寝制度发展和逐步确立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濮阳高城东周城址，位于濮阳县城东1余公里。其位置与《水经注》等古文献所记述的东周卫国都城——帝丘一致。此外，该城址的规模、时代、文化内涵等都与东周卫国都城相吻合。因此该城址应是历史上卫成公迁都的帝丘城。抗战时期，为实现对日的战略性削弱，鼓舞人民的抗战士气，美国联合制定了意义深远的"马特霍恩"计划。四川人民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新建、扩建了一大批机场，主要供美国陆第2队与担负保卫任务的第14队华西突击机群使用，使成都成为了抗战时期美国陆队 重要的基地之一。在驻守成都近一年的时间里，第2队的超级空中堡垒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及其附属统治区进行了2余次战略轰炸，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华西突击机群则在"攻势性的守势"思想指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机场保卫与轰炸机护航任务，并配合地面，对侵华日进行了强有力的空中打击。美国队的驻留，虽然使日重启并加强了对成都地区的轰炸，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成都人民仍然无私地向驻防美帮助。通过修机场、建招待所、组织慰问、救助失事飞行员等方式，在日常的平等、和谐相处中，成都人民与驻防美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共同为抗战胜利出了巨大的贡献。